“1988年7月23日23点40分，电话那头低声喝道：‘刘主任，马上行动，控制你们师长，他身上带着三支枪！’”话音发颤全国十大正规配资，急促得像山间滚石，刘智浚攥着话筒，指关节瞬间发白。
话机重重放下，灯泡闪了两下，营区外的虫鸣钻进窗缝。成都军区守备二师政治部主任没来得及换衣，几步窜出门。他明白，命令只讲两件事：立刻、绝密。至于原因，一概未提。
二师是边防拳头部队，越南方向的枪声刚停三年，人人警惕。此刻深夜搜枪，稍有闪失就是流血，刘智浚先找来分管保卫的副师长段照森，又把政委李政球叫醒。三人围在简易地图前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只定下一个原则：不惊动营连，不扩大声势，用最短时间拿下师长李德金。
灯下的刘智浚不是什么书生纸老虎。昆明出生的他，1969年扛枪进老山，1979年对越反击战在前线扛过82迫击炮支架。战场上学会一点：军令若有丝毫耽搁，士兵流血就会多一分。如今是“控制”，但性质与作战无异——同样需要速度和隐蔽。
守备二师建制特殊，编满三团外，还握有一个装甲大队与一个特功侦察连。1985年军队大裁编时，别人缩编，他们却完员留存，靠的就是在友邻6次冲突中“零塌陷”的硬骨头记录。师长李德金正是那个冲在最前面、被战士们私下称作“铁李头”的人。
铁李头有资本骄傲。1979年首战，他带出一个尖刀排，硬插敌后断交通，一夜炸毁五座桥，参谋记录本上赫然三行红字“个人三等功”。十年过去，他依旧把前线习惯带回营区：腰间两支64手枪，胳肢窝还塞一支微型斯捷奇金。随身三枪，战士们见怪不怪，可到了命令里就成了“危险指标”。
凌晨一点三十分，交班会在师部二层小礼堂照旧进行。会前，刘智浚把警卫员支出去巡岗，礼堂里只剩十几位处科以上干部。李政球清了清嗓：“李师长，军区有紧急电报，需要保卫部门核对几件物资，请您协助。”话没说死，却堵死了李德金离场的门。
李德金眯眼扫了两圈，忽然笑了：“是不是让我把枪解下？”声音不高，却透着凉意。空气凝固，副师长段照森大步上前，伸手抓住李德金手腕：“老李，别让兄弟难做。”三秒后，枪套落桌，弹匣、子弹一样不少。动作干脆得出奇，仿佛他早就预料这一刻。
刘智浚带人搜身，除钥匙外再无武器。清单签字后，他押着李德金回到师长宿舍。壁柜底层，三支枪并排放着，油布包得严丝合缝。还有一只锁箱，折合五千余元的现金账本躺在最上面。凌晨三点，军区保卫部车辆抵达，李德金被带走。
案卷翻到后来才泄露谜底。三个月前，李德金下基层途中，自告奋勇握方向盘，车辆在盘山道翻进沟里，通讯科长当场殉职。觉察肇事就等于断前程，他说服司机顶包，又指使后勤部长挪用了三百升汽油出售款，以“抚恤”名义打点。层层掩盖，却终被军区侦察处抓到漏洞——汽油账目对不上，司机家里突然多了台彩电。
审讯室里，李德金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是我怕丢官，一错再错。”他当过硬骨头，却没扛住权位的诱惑。军事法院判他有期徒刑三年，开除军籍，个人战功原档保留但不再享受待遇。一句话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
二师官兵议论了很久。有人惋惜，有人愤怒，更多的是沉默。军队这条线，纪律高过山，哪怕浴血沙场立过功，只要踩线，同样要付代价。刘智浚后来对参谋长说：“枪可以上膛，但心里的闸门不能松。”参谋长点头，却轻声吐出一句：“可惜了，老李本可再上一个台阶。”
此后一年，守备二师重新梳理保密制度，值班室多了一条硬规定：任何干部私自携带多支枪需报备。文件挂在走廊墙面，黑底白字，醒目扎眼。战士们偶尔会提起那晚，语气里夹着警示意味——这大概就是“铁纪”的另一种提醒：从前线到营区，胜负不仅仅在炮火，还有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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